配资平台在线咨询抗战时期，澳门各界如何救济内地难民？

1940年3月，随着中山县沦陷，大批难民涌入战时“中立”的澳门。为救济难民，澳门爱国侨胞成立了阖澳华侨赈济会，整合各方赈难资源，形成了统一的意愿和领导，使救济工作的效率显著提高。据估计，截至当年3月23日，阖澳华侨赈济会的11个收容所共接纳近万名难民。

阖澳华侨赈济会的成员主要为澳门华人社团与商界精英。其中，华人社团主要通过从事救亡宣传工作，或直接以捐款、捐输物资、提供医疗救助和暂居地的方式参与救济活动。澳门各界民众还以“义卖”为主要形式筹募善款，或凭一技之长，身体力行地为难民服务。香港爱国同胞也纷纷向澳门汇寄善款，接济受难者。

港澳联动救助内地难民的历史事实，揭示了港澳地区民众在战场之外驰援祖国抗战的独特路径，树立了抗日救国的典范。

1940年澳门难民赈济动员始末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澳门政治环境特殊，未受战祸侵扰，成为战争难民的“避难所”。据统计，澳门分别在广州、中山和香港沦陷时大规模收容难民，挽救了大量的生命。澳门人民热心从事赈难救济工作，不仅在抗战中扮演着“国际避难所”的重要角色，还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稽查学界关于澳门抗战期间赈难救亡运动的成果，发现相关研究大体从救亡团体和救济实践两方面展开。救亡团体研究方面，澳门回归前，黄哲军和黄慰慈、陈立平分别撰写论文和专著，介绍了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和澳门四界救灾会战时开展救亡工作的光荣事迹，何山进一步讨论了澳门四界救灾会跨地域的支援情况，娄胜华从澳门社团发展沿革的角度出发，将抗日战争期间涌现的新团体称为“救亡赈难团体”，认为该类团体是民族危机下社团的变体形态。江淳拓展了参与救亡的社团组织的研究范围，从澳门鲜鱼行、上架行会馆、澳门柿山结义堂等行会视野呈现了赈难救亡运动的全民性。救济实践方面，杨仁飞从澳门华人社会的整体意义上呈现澳门开展救济工作的全貌，钟子程从华人团体、澳葡政府和教会角度说明本地团体救济难民过程的联动性，李任欣从救济款筹集的角度出发，交代了赈难救亡运动的资金流通过程。

此前学者偏好从抗日战争的全局视角出发，展现澳门赈难救亡运动长时段的发展动向，一般将澳门救济中山难民的活动视作广州与香港陷落之间难民救济的“插曲”，或将1940年中山沦陷一事视作澳门赈难运动走向沉寂的标志，忽视了该救济活动在组织动员上的示范意义。本文将依托《华侨报》的有关记载，从1940年澳门救济中山难民的活动出发，揭示救济过程中救亡赈难团体到原生社团、普通民众的动员结构的完备性，反映港澳华人协同赈难，共赴国难的历史事实，展现出“特区抗战”的独特路径。

善业津梁：阖澳华侨赈济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阖澳华侨赈济会，原名“阖澳华侨济难会”，是澳门爱国侨胞为救济中山难民成立的“救亡赈难社团”。阖澳华侨赈济会的成立，标志着澳门华人开始整合赈难资源，在难民救济工作上形成统一的意愿和领导。

（一）组织架构与沿革

1940年3月5日，日军进犯中山，在唐家湾与香洲登陆，致使大批难民涌入澳门。危急情况下，莲峰庙义学率先组织难民收容工作，腾出庙宇后殿供难民栖身。3月7日，镜湖医院、同善堂与中山海外同乡济难会分会、澳门救济难民委员会也开始自发地组织施粥、收容、筹款赈难工作。由于难民基数大，流动性强，零星的施救如杯水车薪，澳门中华总商会、镜湖医院等团体召开大会，商讨难民救济方法，终在3月10日成立阖澳华侨赈济会（初名“济难会”），负责领导救济工作；3月12日，订立《阖澳华侨济难会章程》。

分析《华侨报》上有关首次大会及《阖澳华侨济难会章程》报道可知，一方面，阖澳华侨赈济会为统筹全澳难民救济事务，整合了澳门华人团体及业界名流的意见，建立起一套正、副主席领导，以“会议制”为组织形态的决策机制。另一方面，为提升决策效率，规范日常管理，阖澳华侨赈济会增设执行委员，负责日常事务的协调与决议，还按照“总务”“财政”“劝募”“宣传”“管理”“卫生”六大门类，将赈难事务职能化、部门化、条理化，在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保障了团体内部分工明确、高效有序，救济工作的效率显著提高。

阖澳华侨赈济会的工作重心随着战局的变动而逐步调整。1940年3月10日到4月8日，日军在中山城内扫荡中国军民，四处烧杀抢掠，大批难民滞留澳门，该阶段阖澳华侨赈济会的工作重心为“安置难民”。同年4月后，中山前线战事稍息，阖澳华侨赈济会于4月8日宣布遣返少壮难民，常务会议在同一天决议不再收容难民。半个月后，《华侨报》开始连续报道阖澳华侨赈济会的“工作总结”（共8期），难民数量也逐渐减少，标志着阖澳华侨赈济会的工作重点由“救济难民”转向“遣返难民”。阖澳华侨赈济会计划在6月10日以前完成难民疏散工作。该计划未受实控中山县的日伪当局阻挠，1940年6月8日，汪伪政府办的《中山日报》指出：“本市自六一延长夜间通行时间后……各地民众连日归来故土，重理故业者比前倍众。”6月25日以后，阖澳华侨赈济会将余下2741名留澳难民交由中山海外济难会安置，标志着阖澳华侨赈济会解散，救济工作圆满完结。

（二）与国民政府、澳葡当局的关系

面对中山沦陷、日寇逼进的严峻局面，阖澳华侨赈济会不仅需要团结华人同胞，凝聚救济资源，还要处理好与国民政府、澳葡当局的关系，争取为赈难救亡运动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自1938年3月国民党中央设立海外部以后，国民政府对港澳地区事务也愈发重视。在国民政府对侨务加强管控的背景下，阖澳华侨赈济会在形式上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如赈济会的领导人徐伟卿、梁彦明就曾向国民政府侨务处长、国民党澳门支部常委周雍能商榷赈济对策；赈济会的筹款提案亦会向中赈会、省赈会备案。国民政府也为澳门救济活动提供援助，如1940年3月11日，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向澳门电汇5万元，用作难民救济经费。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的中央赈济委员会派委员杜镛访问澳门，特拨援款国币一万元，为阖澳华侨赈济会提供了经济支持。

相较于国民政府的支持态度，澳葡政府的态度显然暧昧。澳葡政府本着人道主义原则，愿意开放边界，给予中山难民政治庇护，还督促中华商会、镜湖医院、同仁善堂等华人团体组织救济工作，主动承担难民收容区域的治安维护工作。但澳葡政府在维持澳门“中立”的孤岛地位的同时，迫于日本的军事、政治压力，一方面将国民党驻澳门支部驱逐出境，另一方面发布政令，禁止户外筹款和宣传活动，只允许户内以非公开方式筹集善款。严禁华人团体以“抗战”“救国”等名义开展活动。在紧张的氛围下，澳葡总督猜忌“济难会”之“难”与“国难”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勒令阖澳华侨济难会改名“阖澳华侨赈济会”。在救济难民过程中，阖澳华侨赈济会摸索着澳葡政府的底线，在夹缝中求生存。

（三）救济成效与贡献

在有利的外部环境下，阖澳华侨赈济会发挥“总务”“财政”“劝募”“宣传”“管理”“卫生”部门化优势，实施推进多方面工作：（1）总务组登记每日难民数量，发放难民证，实现难民的标准化管理。（2）据《工作总报告（八）》显示，财政组透过个人、社团等渠道筹集善款，在1940年3月8日到4月11日总计收到港币捐款4623.32元、毫银16655.9元、大洋131394.6元、毫券2143元，换算为毫银，合计收取69841.08元援款，为救济活动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3）劝募组印制捐本1000册，深入社区，开展沿街劝捐活动，发放捐本436册，调动了民众募捐的积极性。（4）管理组负责配给物资，维持收容所秩序，营造了良好的难民营环境。（5）宣传组撰写救济工作日报，在澳门各大报社刊登，定期将工作概况汇总，请香港报界公会、新亚通讯社转送香港各报章发表，在赈难救亡运动中发挥了救济宣传、表彰先进、鼓舞士气的作用。（6）卫生组组建医疗团队，驻扎难民营，为难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还定期采购常用药品，分发给难民，缓解了难民病患的燃眉之急。

阖澳华侨赈济会致力于难民收容工作。据伪《中山日报》和广东省政府估计，1940年3月前往澳门避难的灾民超过2万人，其中约有1.2万人接受了阖澳华侨赈济会的救助。澳门一开始只有镜湖医院、莲峰庙、观音堂三处难民安置地，大批难民居无定所，露宿街头。阖澳华侨赈济会成立后，在裕安丝工厂、渡船街等地设立难民营。截到3月23日，难民营数量达11个。如表1显示：

资料来源：《华侨报》

如表1所示，至1940年3月23日，11个收容所共计接纳近万名难民。虽然仍有4000多名难民散落澳门各地，但都稳定接受阖澳华侨赈济会的膳食补助。随着后续阖澳华侨赈济会的新难民营竣工，更多难民得到安置，难民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

百川归海：澳门社团运作下的资源供给

阖澳华侨赈济会作为“救亡赈难社团”的特殊定位，决定了其在救济实践中发挥着提供“联动框架”的重要功能。但能否实现救济目标，则取决于作为资源输送方的华人社团的资源获取与整合能力。

政治过程理论的分析指出，正常的社会组织会形成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的层级结构，中层组织有着联络上下的广泛社会渠道和网络优势，更容易开展社会动员工作。在澳门的特殊社会政治条件下，澳葡当局在华人社会的基层治理上采取“华洋分治”的策略，奠定了华人社区自治的社会格局。黄雁鸿分析澳门同善堂时也指出，澳门形成了“政府—组织—个人”的互动框架，以各类华人社团为代表的中层组织扮演着协调澳葡当局、基层民众关系的重要角色，占据着大量社会资本。

澳门特殊的社团生态在抗日战争爆发，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opportunitystructure）催化下，展现出良好的组织韧性，不仅在中山难民涌入之初，率先展开施救活动，镜湖医院、中华总商会等老牌社团更是发挥全澳范围的影响力，邀请全澳侨胞汇聚澳门商会，公开商讨救济对策，筹建“阖澳华侨赈济会”。从社团角度出发，“阖澳华侨赈济会”与其说是独立的中枢决策机构，毋宁说是原生社团组建的“临时性赈难机构”。阖澳华侨赈济会按照近代商会的形式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全部为澳门华人社团与商界精英。在澳门华人圈内妇孺皆知、底蕴深厚的中华总商会，镜湖医院，同善堂，中华教育会，中华妇女慰劳会，松散的报业界，以及在澳门创社不久的中央国医分馆，救济中山难民过程中成立的中山同乡济难会组成的八大团体，在执委会中分占五个席位。以米业行、车衣行为代表的56个行商及各校校长则分占两个席位。与此同时，中华总商会的会长徐伟卿担任了阖澳华侨赈济会主席，中华教育会的创始人梁彦明担任副主席。

澳门华人社团在整合救济资源，组建“救亡赈难团体”的同时，还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赈难救亡运动。总体而言，华人社团主要通过从事救亡宣传工作，或直接捐输物资的方式参与救济活动。但由于1939年底以后，澳葡政府强化对华人报刊的舆论监督，华人新闻界有关“抗日爱国”的报道趋于冷寂，华人社团便将注意力集中于难民救济工作上。在大批中山难民滞留澳门期间，澳门华人社团发挥了原生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从多方面为难民提供帮助。最普遍的赈助方式是捐款，如1940年3月11日的劝募活动中，银业行捐款1500元、首饰行捐款500元、生果行捐款1000元、理发行捐款200元、中山济难分会捐款2000元、木业行捐款298元，合计捐资金额近5000元。除捐款外，还有不少社团选择用捐输物资的方式来帮助难民。如澳门中国妇女慰劳会在1940年3月，援助难民阿司匹灵1000粒、回春丹50粒、六神丸10盒、平安茶10盒、通关油2打、见连丸500粒、疴呕散100樽、保婴丹10粒、发冷丸3盒、药棉1包、灰孟养1樽，同善堂也赠予难民霍乱疴呕散20瓶，为难民提供了大量急用药品。澳门中华公教济贫会则通过阖澳华侨赈济会，向难民捐赠面包一万多枚。

在救济难民过程中，不少社团发挥自己的专长为难民提供服务，如镜湖医院发挥医疗优势，抢救了许多伤病难民，还为不少孕妇接生。新成立的澳门学生救济委员会，则集中力量救护学生，租借三艘大船，专门收容避难学生，还给学生发放饭券，供给膳食。还有同善堂等社团，关注难民衣食问题，从传统荒政中汲取经验，不仅向难民施粥，还为难民提供棉衣等生活用品。

中华总商会、镜湖医院、同善堂和中华教育会等老牌社团，社会资源丰富，其不仅筹资集物，解决难民的日常需求问题，还致力于为难民提供暂居地。据1940年4月17日到5月5日发布的8份“阖澳华侨赈济会工作总报告”显示，上述社团齐心协力，给流落街头的200多名难民提供了居所。其中，镜湖医院在难民涌入后，第一时间开放院内宿舍，在3月8日到4月11日之间，为982名难民提供了暂居地。

在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澳门华人团体向难民雪中送炭的义举，不仅是对阖澳华侨赈济会救济工作的有力支持，缓解了难民的燃眉之急，还化关爱为希望，让难民重获生存希望。

众志成城：澳门民众的日常救助及香港的外部援助

澳门民众在大批中山难民涌入时，自觉从传统的“仁义”观念中汲取智慧，用“谋利济贫”或“以工代赈”的方式援助难民。同时，香港民众也挺身而出，促成港澳联动，共同推进救济工作的开展。汪然的《放赈急救条议》指出，正是孟子强调的“恻隐之心”凝聚起人心，架起扶危济困之桥，给受难者带来光明与希望。

（一）谋利为义：澳门商界与群众的筹款活动

中山蒙难，生灵涂炭，大量难民涌入澳门之时，澳门各民间社团群策群力、慷慨解囊，全力支持赈难救亡工作。澳门华人民众响应阖澳华侨赈济会的号召，用多种多样的方式筹集资金，帮助中山难民渡过难关。各界民众因财力有限，难以“一掷千金”，所以往往要通过“谋利而赈”的方式筹募善款。集资活动一般“义字当头”，以“义卖”为主要形式。如咀香园饼家就以店铺为单位，开展义卖活动。另有旅行业、丝发匹头行的众多公司，发挥行会的联动作用，发起义卖活动，将所得善款汇总到阖澳华侨赈济会，体现了从“点”到“面”，由“个人”到组织的资源汇聚管道的通畅性。

“义卖”也演变出了多种多样的“变体”形态，丰富了澳门募款义捐的形式。这些形式包括但不限于：（1）义演。该风潮起自雨芬中学、南海联中的联合表演，后来学余剧艺社发扬内地1930年代兴起的“爱美剧”业余话剧的思路，在岗项大戏院“义演”果戈理的名著《视察专员》，筹资救助失学青年，大获好评。（2）义影。国华影院在院线上映溜冰歌舞片《白雪天使》，将片租以外的收入半数捐送阖澳华侨赈济会，其余半数捐给澳门学生救济会。（3）义赛。复旦中学和香港星岛队举办篮球义赛，将义赛所得的500元捐给难民。（4）义擦。李桂全等39名擦鞋工从4月6日到4月7日面向全澳市民举行“义擦”活动，将所得收入的七成上交阖澳华侨赈济会。上述活动不仅彰显出澳门1940年难民救济活动参与群体的广泛性，还凸显出澳门华人群众高昂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以“技”济困：身体力行者的救济义举

不仅有许多人以“谋利为赈”的方式接济难民，还有人凭一技之长，身体力行地为难民服务，如濠江女子理发店的理发师就自告奋勇，为难民“义剪”。其中，伍凤鸣、何少琼、廖有群等理发师还坚持“义剪”到4月10日，展现出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精神品质。中山难民来澳门避难时正值春季，传染病多发，又由于人口频繁流动且密度过大，难民营环境恶化，瘟疫比往年更加猖獗。为整治卫生环境，裕安丝厂的司理谢保明率先向医院求助，请吴善施医生前往收容所，免费给难民接种牛痘。同时，不少医德高尚的医师应阖澳华侨赈济会的邀请，以“义诊”之名，每日驻守难民营，为难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这些医师任劳任怨，不求回报，而且医术精湛，治愈了大量患病难民。具体数据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华侨报》

至1940年4月1日，各收容所的“义诊”医生累计治愈患者506名，为难民营的医疗卫生状况改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跨域协作：香港华人对澳门赈难活动的支持

港澳两地隔海相望，交通便捷，日军攻陷中山以后，有许多中山县难民辗转澳门，乘船逃往香港。《华侨报》在1940年3月11日发布公告提醒往港中山难民乘船需携带20元港币，不然无法过境，从侧面反映出逃港难民数量不少。香港爱国同胞不忍看到中山难民滞留澳门困难重重，食不果腹，纷纷向澳门汇寄善款，接济受难者。该时期，《华侨报》关于香港驰援澳门的报道出现14次，具体见表2：

资料来源：《华侨报》

由表2可见，参与筹募的港侨人士行业遍及医药界、妇女界、文艺界、政商界和同乡会，捐赠形式也丰富多样，药品、衣物和食品一应俱全，为滞澳难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物资。1940年港澳联动救济中山难民的历史事实，是抗日战争时期港澳地区抗日爱国运动的缩影，既彰显了港澳与内地人民之间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又凸显了港澳地区“特区抗战”的独特路径。

结论：在赈难与国难之间

在民族大义和人道关怀的驱动下，港澳同胞历经澳葡当局限制、日军物资禁运与武力威慑的重重考验，担荷起祖国抗战“后方堡垒”的重任，在“战场”之外开辟出爱国救亡的另一种道路，挽救了大批难民的生命，以独特方式为祖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作者】林洪威，澳门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频道编辑】李卓华陈海燕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莫群刘树强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5年第5期